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阴法唐

胜利者主动后撤（1）

1962年11月21日，在中印边境东段的达旺方向，我军正乘胜追击南逃的印军，11师部队已追敌至鹰窠山口，我419部队154团已追敌至打陇宗的吉莫山口，都已离传统习惯线国界半天多路程，而且热情愈来愈高，劲头越来越大。正在这时，我国政府发布了《我国政府决定边防部队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的声明，声明宣告：“从本声明发布之日次日，即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从1962年12月1日，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毛主席还亲自决定：在我后撤时应有计划地将战缴的武器、弹药、物资留一部分给印方。就近释放印军伤病俘虏。

这是在中印边境反击作战我军彻底粉碎印军的进攻，取得了反击作战的重大胜利，打出了国威、军威的形势下，中央做出的新决定。开始中央这个决定，虽然英明、正确，但部队很多人不理解，有的说“这是我们的领土，为何要走”，有的说“来了又走不如不来”，一位副连长说“前进十里可行，后退一步困难”，有的感到“麦线”以南是好地方，“留恋，感到走了可惜”，有的原则拥护，具体不通。总之，弯子很大。后经教育、学习，才慢慢转过来，转过来后，又把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化为自己的自觉行动。

张国华司令员在达旺给部队做后撤动员

国际舆论也普遍认为中国必将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想象不到会有这样奇妙的决定。这是我国政府从争取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出发的，是诚恳的，以致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赞誉。部队弯子转过来后，克服粮食补给困难，把自己的干粮送给战俘，从高山上把受伤、冻伤、饥饿的印俘抬下山，背至驻地，给伤俘治疗、照顾，按照印度风俗掩埋印军尸体。在上交战缴物资中，不打埋伏，不贪便宜，不因小失大，不怕苦，不怕脏，不怕麻烦，做好各种武器、弹药、车辆和各类物资的搜集、清点、整理、擦拭、看管工作。

1962年中印之战，我军为缴获的印军武器登记造册，准备交还印方

12月11日，我419部队司令员柴洪泉以边防部队指挥官身份，代表中国政府在德让宗将缴获印军的大部分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交还给印方。柴司令员为了穿戴整齐，竟在419指挥机关找不到一双像样的皮鞋，没有办法，只能将我保存的1957年来北京参观时在前门大街购买的一双新布鞋拿出应付。我们部队接到指示后特别认真，把武器、装备擦得干干净净，摆放得整整齐齐，集中在一个广场上，非常壮观。印方代表前来接收时，开始疑虑很多，这时不仅一再表示感谢，还感慨地说：“这些武器、弹药和物资，都整理得这么整齐，擦得这么干净，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好。”

另遵照总部指示，我419部队政治部主任魏克以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的身份，于1962年12月连续3天，1963年4月10日，分别在德让宗、江、棒山口等地向印度红十字会移交被俘人员2900余人。根据优待俘虏政策和总政规定，我军从革命的人道主义出发，对被俘印军人员给予了各方面的照顾。除组织印军军官到内地参观，而后从云南礼送出境外，在释放和遣返被俘印军人员前，各俘虏的收容所，都分别举行了会餐、欢送会、联欢会。许多被俘印军人员，敲打着乐器，到他们曾看过病的医院和医疗所与中国医生、护士话别，有的拿出照片送给中国医生留念，有的含泪收下中国工作人员赠给的纪念品，有的还同中国工作人员互相签名题字留念。我军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舍已为人的高尚风格和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给全体被俘人员和参加接收的印度红十字会人员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不论是战场上就地释放的战俘，还是由俘虏收容所释放的战俘，都赞扬中国军队是“最勇敢、最人道、最伟大的军队”，同中国军队相处，第一次体会到人和人之间的平等”。释放时，印俘高呼“印地，奉尼巴依、巴依（友好）”，与我俘管人员流泪拥抱辞别。

印军伤俘与我军医护人员告别

这次战役，是在“麦克马洪线”以南进行的，这个地区历来属于我国领土，当地群众有朴素的祖国观念。但印军入侵该地区十余年，对原基层政权逐步控制，利用当地群众笃信宗教等特点，发放布施，开办学校、医院、贸易机构，施以小恩小惠，进行反华宣传，有的头人还到新德里被印度总统接见过，加之西藏逃亡分子的造谣诬蔑，在我军到达之前，不少村庄的群众纷纷躲藏起来。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到达｀麦线’以南地区后，除消灭武装抵抗的印军和收缴印军的武器装备、军用物资外，对当地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政权机构和民间武器等应予维持现状，原封不动。”部队在搜剿溃散印军的过程中，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一面搜剿溃散印军，一面宣传发动群众。团营领导登门拜访，深入深山老林，广泛接触群众；宣传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西藏工委、西藏军区规定的十条，宣传中印边境冲突的事实真相和我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主张、宣传我军的性质和宗旨，解除群众的疑虑。部队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群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住民房，不踏青苗，广泛开展为群众做好事活动。建房、修桥、抢险救灾、医治伤病、助民生产、编织筐篮送给群众等。对当地的僧侣头人，通过走访、谈话、召开座谈会，为他们演戏、放电影等形式，积极团结争取，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西藏工委派的工作队和我们一起开展工作，419部队团以上领导基本都行动起来。我和魏克同志更是直接参加。上面说的见过印度总统的德让宗大头人桑杰次仁一家和我成了好朋友。当地群众热情称赞我军是“我们的亲人”“消灾降福的救星”“门巴的好兄弟”。不少群众主动向我们报告敌情，充当向导，协助我们捕捉印军，并将拾到印军遗弃的机枪及其他枪支交给我们。当我军后撤时，许多头人和群众虽不愿我们离开，但知军令不违，就留恋地流着眼泪向我们表示：“你们走了，我们的心是不会变的”，“我们决不做不利于祖国的事。”

我带的419指挥机关百余人，于11月20日拂晓顺公路向略马东行进，9时与柴司令员419指挥机关会合，位置在略马东附近公路旁。21日接通知22日零时我军主动停火。8时50分中央广播三项建议和措施：1．主动停火；2．主动后撤，撤到麦线北20公里；3．设检查站。但我军保持自卫反击的权利。

11月25日，419指挥部为了贯彻执行后撤的命令，召开党委扩大会进行部署，我在会上先谈了几点。

（1）这次西山口至邦迪拉战役（中印边境第二次反击战战役）的伟大意义。

这次战役（尚未结束前）大约已歼敌4000余人，敌62旅、炮4旅、65旅都基本歼灭，48旅也被歼一部，中央军委号召歼敌2至3个旅，已基本实现。我军进驻了打陇宗、吉莫山口、鹰窠山口、比里山口、茶库等地。这次胜利大，消灭敌人多、占地多、缴获多，沉重地打击了印度反动派和美英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打破了他们的计划，戳穿了尼赫鲁的真面目，孤立了印度反动派，支持了印度革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树立了国威军威，有力地配合了国家的政治、外交斗争，锻炼了我们的部队，摸索出了和印军作战的经验。

（2）我军主动停火、主动后撤的政治意义。

这一决策正确、英明、适时，出人意料，进一步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巩固扩大了我国已取得的成果，便于我们进一步开展政治攻势，并将受到世界人民的赞扬和拥护。

（3）据此情况，我们更忠诚地拥护中央这一“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和声明，维护中印人民的根本利益。深刻正确地理解，坚决贯彻执行，保证后撤好。

下面我又谈了后撤前后的工作，并讨论决定：

（1）后撤前，继续搜剿残敌。要鼓一把劲，争取最后胜利，不歼敌不止战，不消灭干净不收兵，多捉活的，少杀伤，发动群众和政治争取相结合，注意研究敌情特点，讲究对策，甚至昼伏夜出。

（2）部队经过这么长的行军作战，比较乱，应进行一次整顿，包括着装、军容风纪、战场纪律等。

（3）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阐明反击战伟大意义，解释停火、后撤原因，使大家愉快地接受中央的新决策。

（4）进行战斗总结和评功及五评（指挥、动作、纪律、作风、技术），团统一思想、搞文字总结、统计，大型会如庆功和祝捷等回去搞，机关和营以下可在此搞。

（5）搜集运送战缴物资，缴获归公，防止打理伏。

（6）群众工作的宣传，统战、做好事，进一步争取人心向我。

（7）调查社会情况等，搜集历史资料。

后撒中：

（1）不要放松警惕、警戒、侦察、发现情况的处置方案都要有。

（2）防止发生事故，加强行军组织纪律，严格部队管理，防止掉队，特别防止外逃，保证不丢一份文件、一件东西。

（3）行军中的政治工作。

（4）沿途群众工作，到驻地与群众见好面。

另外还要克服补给困难，团结互助，遵守纪律，注意兄弟部队工作，伤病员随设营的前面走，山南建有烈士陵园，路过泽当时部队要扫墓，处理好伤俘，埋葬好击毙人员等。

（5）怎样撤法。

12月1日，154团撤离吉莫山口、打陇宗，到德让宗、曼大拉山口一线，157团1个营先至西山口、申隔宗。12月24日154团撤，26日指挥部机关，27日155团，29日157团，明（1963）年1月初撤离达旺，预计1963年1月10日前撤到原防区，指挥部驻林芝的尼西。

我们指挥部研究了在此情况下的部署后，我就与姜松副司令员、军区政治部芦华部长到邦迪拉（11师占领的地方）去看。邦迪拉是印军占领卡门地区后，就把他们成立的边区首府设在这里，印军的指挥官住在这里，附近有一展览馆，都是手工艺品、木制品、毛织品、铁器等，还有一个小型工厂，可能是和展览馆结合的。联系到达旺地区的情况，说明印度已摸到一些统治当地人民的小办法，像达旺一样，印军营房和机关驻地宗教气氛很浓。也看到印军来不及搬走的武器装备等，包括美国等国家刚刚运来还没有开箱的新武器。其他方面还有一些狼狈不堪的东西。

达旺群众为我军部队送行

注：

①本文摘自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的《从泰山到珠峰——阴法唐回忆录》

（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作者简介：

阴法唐：1922年7月生，汉族，山东省肥城人。1938年5月参加革命，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政委。1963年任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1980年起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等职。中将军衔。1998年10月离休。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十二、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作者：阴法唐